导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西北地区最早的由党中央授予正式番号的一支正规红军队伍。红二十六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曲折的斗争以陕甘红军游击队为基础而组建起来的革命军队。红二十六军声震整个大西北，它的功绩已载入人民军队的史册。正是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下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与陕北根据地红二十七军并肩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创建了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从而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与其出色的群众工作息息相关。

　　领导人率先垂范，坚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是红二十六军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途径

　　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军旗(图)

　　□史久兴魏巍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会“硕果仅存”的主要原因。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创建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都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伟大开拓者和坚定践行者，他们秉承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们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选举群众代表参与政府重要工作，参加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和谐局面。在他们身体力行倡导和带动下，红二十六军的党政干部形成了深入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重调查研究，致力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优良作风，使得广大群众了解革命、赞成革命，进而支持和参加革命，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是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刘志丹等人认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为工农而战的人民武装，是自觉维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正因为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视人民如父母，对百姓秋毫无犯，即使战斗行军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不骚扰百姓，不给群众添任何负担。用了群众的东西要付银元，损害了群众的东西折价赔偿。一次，红军来到一个村庄，老百姓不明真相，误把红军当土匪，见队伍来了就跑。刘志丹就教育部队，要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为此，他和战士一起把老百姓家里的地扫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添得满满的。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要统计出米多少、面多少，开个条据和钱放在碗里，藏在“灶王爷”的怀里。老百姓回来一看，说：“看，这不会是土匪，吃了还给留钱！”以后再见到红军，就不跑了，还专门打扫出几孔窑洞让队伍住。刘志丹经常教育战士，对老百姓要态度和蔼，见了老汉要叫干爹，年纪大的叫老哥，让老百姓相信红军是自己的队伍。

　　红军游击队对烧杀抢掠、祸害一方的土匪军阀坚决消灭，对高摊浮收、敲诈勒索的反动官府彻底摧毁，对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坚决镇压。红军所到之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威风扫地，军阀民团和土匪强盗或龟缩老巢，或逃之夭夭。受尽了欺压的劳苦大众扬眉吐气，真正感受到红军来了变了天。

　　1933年10月，刘志丹率部打下合水县城(今老城镇)后,在分配没收豪绅衣物时,他要求先分给战士和群众，最后只给自己分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他只得将它翻过来穿。刘志丹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6支缴获来的香烟。

　　谢子长也是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他经常告诫战士：“我们是老百姓的儿子,如果打骂老百姓,就是败家子、丧家犬,我们就要失败。”一次，战友们抬着负伤的谢子长向柳沟转移，中途他要喝水，战士们把他抬到一个老乡家里。谢子长见这位老乡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孩子在炕上光着身子，就小声告诉身边的战士：“把我那床被面给老乡留下。”去世前，谢子长还遗憾地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情太少了！”

　　习仲勋始终心系人民群众，不避寒暑，走村串户，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发动和组织群众闹革命，带领游击队打土豪，分财产、土地，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作为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在集市上带头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一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而且记性很好，和群众见一面就能记下名字，多年后再见，他还能叫出其名字。美国友人李敦白曾回忆说：他跟习仲勋见过面，和习仲勋走到哪儿，老百姓都会亲热地喊“仲勋啊”。习仲勋也很熟悉这些老百姓家中的情况，这种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关系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自觉密切联系群众，时刻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只要听说红军来了，群众都非常高兴，热情地为部队腾房、做饭，洗衣服、送开水、慰劳红军。一次，刘志丹和马锡五路过合水县一个叫老场的村子时，两人又累又渴，就来到当年住过的刘大娘家里讨水喝。刘大娘见了帮助穷人闹革命的恩人来了，坚持要他们留下吃过饭再走，推辞不过，他们就留下来。因为太累，一会儿就睡着了。等他们醒来时，刘大娘已做好了两碗新鲜的荞面，可当时大家没有存粮，新荞麦还没有收割，大娘哪来的荞面？在刘志丹的再三追问下，刘大娘才说，是刚从地里割了些半熟的荞面，用棍子捶，用手揉下颗粒来，再在锅里炒干，用碗压碎碾细做成面粉。刘志丹和马锡五听了，心中万分感动。吃完后，他们趁大娘收拾碗筷去灶房后，把两人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悄悄地放在炕上，偷偷地离开了刘大娘家。

　　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照金革命根据地后，习仲勋仍留在当地开展革命活动。那段时间，他得到一个王姓农民老大娘的掩护和悉心照料。白天，他藏入密林，半夜里老大娘把他从山林中叫回来，给他做米饭、猪耳朵肉吃，有时还给他送白糖吃。后来，他突患严重的伤寒病，难以继续行军，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村养病一个月。病未痊愈，又随同南梁保安队长郭锡山一起到达合水县太白镇莲花寺，住在豹子沟李老五家里，因这一带也有敌人活动，李老五白天把习仲勋送到山林里，晚上再接回来吃饭。群众说：“习仲勋是为大家着想哩，我们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掩护他。”

　　保持与群众血肉联系，赢得最广泛的支持，是红二十六军开展群众工作的根本方法

　　红26军的领导者们(绘画作品)(图)

　　了解群众的冷暖，体察群众的疾苦，是红二十六军做好群众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人民群众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的力量源泉，只有维护和实现好群众利益才能使革命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自幼就生活在群众之中，耳闻目睹了陕甘一带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很早就萌发了改变不公平社会的雄心壮志。在陕甘边区的革命实践中，他们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时处处注意维护群众利益。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都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称他是“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称呼“老刘”、“老谢”、“仲勋”。很多传唱至今的陕甘民歌就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历史证明，陕甘边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与党和红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着必然的联系。

　　红军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十分注意工作方法。在南梁根据地初创时期，“开始，群众对红军还不很了解，红军一来，都吓跑了。红军就以实际行动扩大影响，吃了老百姓的粮食，要折算成钱，并给留下字条：‘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解放穷苦老百姓’等等，离开时，把驻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一来，群众对红军由害怕到不怕，再到关系密切。”习仲勋等采取挨门挨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带领游击队打土豪，分牛羊、财产、土地，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每到一个地方，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

　　充分关注民生，重视民众反抗社会黑暗的强烈要求，号召发动群众，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1929年的西北大饥荒是陕甘边区发生革命的重要时代背景。当时陕甘边界地区连续大旱，土地荒芜，饥民遍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农村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饥民斗争此起彼伏。国民党报刊就说道：“陕北土地贫瘠，交通梗阻，一般民众旧有道德观念颇深，风俗淳朴。以此民情，若以其他意识，很难打破。惟政治黑暗，经济破产，而以酿成今日之势……催索之吏，遍布乡间，不肖之徒，更中饱私囊。民众破产者频频，致命者累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共党乘机而入，煽动民众，抗交苛捐杂税，打倒贪官污吏，民听之成理，遂响应之。乱机四伏，共匪丛生，成决堤之水，横溢而不可收拾。”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顺势而为，广播革命火种，终成燎原之势。

　　建立民主政权，实行为民、惠民政策，是红二十六军做好群众工作的目标措施

　　红26军军部旧址——陕西省旬邑县转角镇(图)

　　党领导红二十六军及其它革命武装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地争取和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

　　1934年11月1日至6日，在华池南梁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群众习惯上称南梁政府)，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并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土地、劳动、粮食、财政、工农监察、文化和妇女等委员会委员长。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严格依据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让老百姓看到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享受到了民主权利，纷纷奔走相告：我们几辈子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事情。

　　陕甘边地处西北偏远农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和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土地政策、财经粮食政策、军事政策、文化教育政策、统战政策、民政劳资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廉政政策、各种社会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坚持把开展土地革命、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作为重要任务，赢得了群众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

　　积极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广大农民的期盼。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严格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开展土地改革，解决和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废除一切债务和高利贷，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同时采取免除群众农业税、开展生产运动、奖励农耕等措施，帮助群众改善生产生活状况。

　　同时，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着手扶植农民发展经济，改善广大人民群众贫穷落后的生活。苏维埃政府依照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精神，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法令。在发展经济方面，政府采取了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注重发展工商业，搞活流通贸易，开设集市，对于来自白区(敌占区)的商人以真情感动他们。为了维护流通秩序，稳定金融和发展经济，克服货币混乱的局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设立了政府银行，发行苏区货币，群众称为“苏币”。每逢集日，政府还专门设了货币兑换处，一元苏币兑换一块银元，并禁止国民党的货币在苏区流通。

　　要让群众参与革命，投身解放事业，除了必须给予他们切实可见的物质利益之外，同时也要对他们予以必要的教育，提高其思想水平。当时，南梁地区贫穷落后，文化教育事业还是一片空白，没有一所学校，识字的人很少。边区政府成立以后，习仲勋、蔡子伟等发动群众办学校，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咀子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随后又在合水太白等地创建多所学校。当时的办学条件十分简陋，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课桌，垒土台当凳子，用石板当黑板，扫锅底灰当墨汁。教材先用“三字经”，后来自编了油印或手抄的课本。

　　苏维埃政府还十分重视成人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先后办了3期，培养部队和地方干部200余人。高度重视妇女解放事业，在苏维埃政府的部门设置中，专门安排了妇女委员会，高敏珍、张景文先后担任妇女委员长。南梁政府成立后，张景文积极投身到妇女解放斗争当中，带领妇女学文化，宣传婚姻自由，倡导妇女放足，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至今，南梁地区的很多人仍然记得她亲自编唱的一首信天游：“婆姨女子脚放开，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法规，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苏维埃政府还重视发展和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成立了列宁宣传剧团，自编自演节目，把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起来，提高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陇东民歌《刘志丹闹革命》《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咱们的红军到南梁》等歌曲传唱至今。

　　灵活多样的统战政策，团结各阶层各方面人士，是红二十六军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策略

　　包家寨会议场景(绘画作品)(图)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一切工作都有赖于发动组织群众，依靠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使根据地得以发展。在红二十六军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制定和采取灵活有效的统战策略，组织动员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团结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人士，有效地壮大革命队伍。为了争取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影响，采取阶级分析、区别情况、灵活对待的方针，主动在地方军、民团、土匪和哥老会中开展统战工作，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刘志丹还多次深入南梁山区，引导和教育改造绿林武装，使其成为革命武装的一支重要力量。经过刘志丹等耐心细致的教育，原来南梁一带的绿林武装头领如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等都树立了革命思想，决心跟着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毅然将各自带领的绿林武装交给刘志丹，整编为南梁游击队。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曾以营长的头衔来诱骗赵连璧，赵连璧斩钉截铁地表示：“我宁愿跟刘志丹当兵，也不愿跟你陈珪璋当营长。”杨培盛参加游击队后曾在“三嘉塬事件”中被迫遣散回家，他牢记刘志丹的教诲，继续革命，后来在合水县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受尽酷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直至红军攻克合水县城时获救。出狱后，杨培盛曾担任庆阳游击队队长，积极打击敌人，使队伍很快发展到200余人。

　　红二十六军在巩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中始终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在开创出陕甘边根据地后，边区党和政府坚决反对和自觉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主张，对敌人不搞一刀切，区别不同对象，坚持分化利用和争取改造相结合，对能为我所用的积极予以争取，对极端反动的坚决予以消灭。当时，陕甘边区民间会道门如哥老会、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势力很大，活动面广，其成员大多是劳苦群众。党和政府便对其采取争取、改造、团结的方针。在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当地哥老会中的绝大多数群众拥护党和红军，踊跃参加革命。有的主动向红军捐献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有的动员兄弟伙伴参加红军；有的掩护、照料红军伤病员；有的给红军传递情报；有的为红军侦察敌情等。如保安县的哥老会首领马锡五带领数百人追随刘志丹投身革命，1936年担任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成为新中国司法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华池县南梁哥老会的朱志清被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保安县永宁山哥老会马海旺成为当地中华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对于活动在陕甘一带的土匪，党和政府也采取区别对待、积极争取、分化瓦解、教育改造的政策，经过陕甘边区党组织教育争取，黄龙山“大王”郭宝珊在庆阳新堡率部起义，参加红军，走上革命道路。郭宝珊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对于不能争取改造、群众十分痛恨的张廷芝、杨谋子等土匪武装，则坚决予以打击、彻底消灭。

　　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红二十六军也采取恰当的方法，开展群众工作，积极消除“红白对立”。据当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志回忆：“当时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我们就用单线联系的方法，以严密党的组织，主要任务是调查敌情，培养骨干。在彬县、旬邑、宜君和正宁县城内从广交朋友、拉关系入手，经过许多周折，大体上掌握了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随之大力选拔了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作为开展活动的基本力量，还团结了除反动的地主分子以外的开明人士。对地方上的老知识分子也进行争取和团结，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这种做法，赢得了根据地外部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办组稿)